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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驅導亞洲一體化
面對如此復雜的經濟政治形勢,受訪專家認為,此次博鰲亞洲論壇尋求亞洲共同發展,可謂恰逢其時。
周文重表示,亞洲曾經是“一盤散沙”,現在合作潮流增強,但是亞洲各經濟體依然保持著獨立自主性。亞洲的多樣性,使得廣袤的亞洲不會形成類似于“法德軸心”那樣的國家核心圈。
但是,“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巨大利益,對于所有亞洲經濟體來說,都是十分明顯的。”他說,“所以,盡管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動力,不會來自國家軸心,但是‘共同利益軸心’將成為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最強大的動力源。”
對于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以及日本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擔憂,周文重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日本加入TPP,并不表明它要脫離亞洲一體化潮流,最多只是想左右逢源,不會影響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
他進一步闡釋說:“亞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特殊性和多樣性的地區,以至于戰后半個多世紀,所有大洲都先后成立了自己地區的單一組織,唯獨亞洲沒有,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有。”
周文重認為,亞洲的經濟一體化路徑將是十分獨特的,不可能照搬任何模式。亞洲經濟一體化的路徑,現在還不成熟,但是隨著各種區域、次區域合作的發展,亞洲經濟一體化的路徑就會逐漸清晰,并逐漸為大多數經濟體所接受。
劉軍紅分析,面對這樣的現實,亞洲國家更應該繼續堅持再全球化。一方面,近鄰之間加強合作,另一方面是產業政策趨同的各方加強合作,增強自己的力量與全球參與的能力。
事實上,亞洲區域內的合作相互貿易,已經超過50%,亞洲區域內貿易規模和增長速度,越來越超出亞洲同美、歐的貿易。
受訪專家分析,這也是美國急于擠進TPP并主導它的原因,否則,美國在蓬勃的亞洲貿易自由一體化進程中,有被邊緣化的危險。
但是,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仍有諸多拓展空間,相對于蓬勃發展的亞洲區域內貿易合作和一體化,特別是相對于亞洲國家的經濟規模和貿易量,亞洲各經濟體在投資領域的合作明顯滯后;貨幣與金融領域的合作遠未形成規模,更未進入實質性階段。
“今后,亞洲各經濟體加強合作、推進經濟一體化的重點領域,就在相互投資以及貨幣金融合作領域。”周文重說。
為此,周文重在今年兩會政協討論中,專門提出了利用外匯儲備助力我國參與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建議。
我國經濟總量在全球已處于第二位,但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只有4000多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2%。
這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具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而且,我國多年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在后金融危機的不穩定時代,迫切需要尋找多樣化、更安全、更具保值增值潛力的出路。
與之同時,亞洲各經濟體在結構調整進程中,都把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當作優先任務,紛紛制定了基礎設施中長期發展規劃,卻又面臨嚴峻的資金瓶頸。
在此背景下,“這將是一種互利共贏、影響亞洲長遠發展的戰略舉措。”周文重分析說,“中國同周邊國家在該領域加深合作,不僅將有力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而且還將對亞洲各經濟體的結構調整與改革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改革是共同命題
受訪專家表示,合作當然重要,但過去四年的經濟走勢證明,如果不進行經濟改革,國際金融危機的后遺癥將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未來發展的最大障礙。這也是本次博鰲亞洲論壇的主題將“革新”置于首位的深意所在。
“改革是亞洲經濟體共同面對的問題,這樣才能實現亞洲國家的自主主張,擺脫過于依賴歐美的情況。”李向陽說。
周文重進一步具體指出,后金融危機時代,亞洲面臨的最大風險與機遇,都在于如何穩妥而果敢地推進結構改革。
“改得好,亞洲將迎來新一輪經濟成長奇跡,如果固步自封,則必然被全球結構改革的大潮所淘汰。”他說。
亞洲各國的改革存在共性。譬如,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在過去多年屬于出口導向型,金融危機之后則需要適應全球再平衡的新趨勢;大多數國家需要通過擴大內需來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東盟國家多需要擴大投資,而中國則需要擴大居民消費。
具體推進中,根據各自經濟發展水平差別,各國側重點不一。受訪專家大致概括為三類:徹底轉型、產業升級和延續型。
第一類包括日本、馬來西亞等國。日本過去偏重經濟增長的供給層面,維持經濟增長的產業部門,不太重視需求。此次危機后,日本已開始注意保持需求,特別是刺激消費,通過內需推動經濟增長。
第三類包括印度等南亞國家。這些國家與危機之前沒有太大變化,生產要素和外部比較仍存在比較優勢,延續了過去的發展模式,戰略思路和產業部門也都沒有調整,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制造業等。
以中國、韓國和越南等國為代表的國家則屬于第二類,它們需要用新的產業部門代替舊的部門。中國強調新興戰略性產業,韓國強調綠色產業等。因為制造業是最能使經濟保持高位增長的產業部門,憑借這些產業的調整會使上述國家重新進入新一輪經濟強勢增長周期之中。(記者 李紹飛 范若虹 劉明霞 實習生辛繼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