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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哥本哈根到坎昆，應對氣候變化，踐行低碳發展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和世界各國的共識。世界經濟在經歷了工業化、信息化之后，低碳化將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制高點。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追趕型的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跡，但同時相伴隨的是高昂的環境代價。在低碳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訴求的背景下，把握時機突破資源環境的瓶頸性制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低碳化、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國的必然選擇。
第一，資源緊缺狀況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內源性壓力。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發展的重要階段，能源的大量需求和快速增長一時難以改變。由于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的相對不足，新型能源比重過低,造成我國能源消費結構長期以煤炭為主。2010年我國的煤炭消費量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68%，并帶來了全國85%的二氧化碳排放。隨著重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煤炭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在較高水平，二氧化碳的排放還會不斷增長。我國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在2010年為0.56,下降趨勢并不明顯,保證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帶動能源需求和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剛性增長,這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減緩碳排放的目標形成了突出的矛盾，成為倒逼我國積極尋求低碳經濟發展道路的內源性壓力。
第二，提高產業競爭力，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驅動力。發展低碳經濟對于我國具有兩重意義：一是對傳統高耗能產業的結構升級，二是對新能源市場和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與利用。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約占47%，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比重偏高，能源轉換和利用技術效率偏低。通過發展低碳經濟，提高能源效率，在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做文章。一方面對傳統的高耗能產業進行技術升級和產品改造，能夠極大的提高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在改造傳統產業的同時，發展節能技術、碳捕獲和碳封存技術，開發利用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能等可再生資源，創造和擴大新能源市場規模，增加就業機會，為促進經濟新一輪的快速增長打開新的發展思路。因此，廣義的低碳經濟可以理解為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上謀求最大的經濟發展理念或發展形式，是一種區別于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新的發展模式，與我國倡導的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具有內在協同效應，也是我國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重要舉措。
第三，國際社會成功的低碳經濟實踐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外源性動力。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歐盟所提供的經驗對中國有著積極的示范意義。歐盟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法律上承諾大幅度強制減排的地區，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著模范帶頭作用。2008年12月，歐盟就歐盟能源氣候一攬子計劃達成一致，形成了歐盟的低碳經濟政策框架。該計劃引導歐盟向低碳經濟發展，鼓勵開拓創新，提供新的商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提高歐盟產業的競爭力。面對歐盟區經濟衰退的打擊，歐盟正將發展低碳經濟作為為解決就業難題的一個契機，歐盟的一項報告預計，到2020年，歐盟經濟因向低碳經濟轉型而凈增工作崗位有望達到40萬個。同時，歐盟主導的世界上最為規范和最為完善的歐洲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的成功運營也為我國在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的探索上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參考和借鑒。
第四，政府明確的態度和堅定的執行力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保障。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政府向國際社會莊嚴承諾，到2020年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將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十二五”規劃中更是明確提出了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3.1個百分點、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16%、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8%到10%的目標。2011年11月，國務院又通過了《“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把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推進新的產業革命的重大任務。為了確保減排任務落到實處，我國政府提出了切實有效的綜合措施，例如積極發展低碳能源，增加森林碳匯，開展低碳發展的試驗試點。加快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建立基礎統計制度，制定核算指南，為建立國內碳交易市場做好前期準備。與此同時，大力推動全社會的低碳節能行動，從低碳校園、低碳社區輻射到低碳城市、低碳社會，大力倡導綠色低碳、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重要保證。可以說，中國各級政府在促進低碳發展方面有著明確的戰略目標和清晰可行的行動方案，企業、社會和公民也積極參與成為主體，減排的剛性約束日益顯現，年度核查成為常態，體現了中國發展模式的特征。
全球發展低碳經濟的潮流正在改變世界經濟、貿易格局，加大對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的投入已成為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應對經濟危機，實現綠色復蘇的關鍵著力點。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征，決定了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比發達國家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遵循《京都議定書》的框架精神，主動承擔減排責任，將壓力轉化為機遇，以低碳發展促進先進能源和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從而促進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是我國的必然選擇。（作者趙忠秀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