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學校和畢業生都承受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壓力之下，高等教育該如何應對就業難問題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

當“被就業”成為無厘頭的網絡詞匯在這個夏天迅速竄紅的時候，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

教育與需求嚴重脫節

Nancy是一家“世界500強”公司大中華區的人力資源部經理。她告訴記者，今年她所任職的公司基本沒有錄用應屆畢業生，不是不求賢若渴，而是應屆畢業生根本不解渴。他們急需的是有經驗、能干活的人才。“應屆畢業生在兩三年內根本無法為企業創造價值，在這段時間里，公司反而要付出大量成本去培養他們。除非是為了人才儲備，否則我們很少招應屆生。”

“我們不能要求產業界為畢業生付出更多的耐心。”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產學合作教席主持人查建中對企業的做法表示理解，“我們的學生在大學里學習了那么長時間，但是在工作中根本上不了手，這是個事實。”

造成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們的大學教育和職場需求嚴重脫節——這是查建中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得出的結果。

在他看來，教育的任務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為職場提供人才。“但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大學并不認為自己是在為職場培養人才，覺得那是職業培訓學校的事。他們認為，大學應該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于是，我們的大學普遍重理論、輕實踐，大學教育基本上截至于完成考試。結果是，我們的畢業生既不懂得如何應用理論，也不知道如何應對職場環境。”

一個大企業的老總曾經對他說，寧愿用國外剛畢業的學生甚至實習生，也不愿意用國內在企業里做了三五年的工程師，因為實踐能力差得太遠。

“其實根子還是在教育。”查建中認為，對大學教師的考核機制是改革路上的障礙之一，因為目前考核的指揮棒要求教師花大量的時間進行科研而非教學。“事實上，最節省精力的教學方法就是照本宣科，然后理論考試。這種機制的惡果就是，學生走出校園后沒有工作能力。”

查建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高等教育，特別是工程教育改革必須以求職為導向。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三項具體改革戰略，即“產學合作”、“做中學”和“國際化”。

“產學合作解決的是辦學機制問題。高校不能關門辦學，要向產業開門，與企業合作。”查建中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為例指出，這座學校強調理論的應用和實踐的創新，全校共有200個創新實驗室，教師在實驗室中指導學生開展研究性學習和基于項目的學習。實驗室里很多先進的設備由跨國公司提供給學校以便為產業界的未來準備人才。“很多跨國公司都與這座學校有合作項目，因為他們看到學校確實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他強調，改革必須具有國際視野。現在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人才在國家之間的流動已經無法阻擋。如果中國的教育培養不出適合產業需要的人才來，那么中國的企業就要請外國人來為我們工作。“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趨勢。很多跨國公司，甚至國內土生土長的公司，比如華為，都在雇用印度的軟件工程師。因為他們確實能力強，而且價格并不高。”

據查建中介紹，過去五年北京交通大學軟件學院已經在按照這三項戰略進行改革，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近四年北京交大軟件學院的畢業生100%就業，50%以上是在跨國公司工作，90%以上是在北京、上海兩地，具有職場競爭力。本科畢業生中最高年薪為22萬元。”

職業教育遭冷落

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由于以職場為導向、產學結合、校企合作的辦學模式，我國的職業學校，特別是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的就業率明顯高于大學本科生。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中等職業學校的就業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而高等職業學校的就業率也在持續走高，在一些地區甚至超過80%。

有人提出，職業教育是更理性的選擇。然而，大多數學生和家長認為，進入職業學校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邵鴻認為，觀念與目的的錯位是導致我國職業教育遭遇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找工作，但是在觀念上，人們普遍偏愛本科而輕視大專、中專。現實情況是，本科畢業生并不一定能比職業學校的畢業生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

這一點在Nancy那里得到了證實。“我們公司屬于制造業，大量的生產任務要在中國完成。我們需要的人才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高端的研發人才，一類是掌握操控技術并且具有實踐經驗的生產技術人員。大、中專畢業生就屬于后一種，生產一線對這類人才的需求量很大。”Nancy說，本科生從職位設定到工作能力都和生產一線不匹配，他們的目標是辦公室。但辦公室工作，一方面對職員有經驗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對勞動力的需求量正變得越來越小，剛畢業的本科生基本沒有優勢。

在制造業發達的當代中國，這本應該成為促進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強大動力，但現實卻并非如此。

“我們國家的職業教育總體水平不高。”邵鴻分析，有能力、水平高的老師都希望去大學工作，而不愿意到職業學校。學生同樣如此。其結果是，職業學校的生源不如大學，師資、設備普遍較差。這樣的現實情況又進一步把很多老師和學生推向了大學，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國外上大學的渠道很多，從職業學校、社會通向大學的渠道都是暢通的。但在中國，學生想上大學，只有走高考這一條路。而高考的難度也決定了一個人如果不能在高中學習之后，一鼓作氣地完成高考，那么未來通過高考的可能性將會越來越小。”邵鴻說，職業教育之所以沒能為大學化解更多的就業壓力，說到底，還是和體制有關。

為了一鼓作氣經由僵化單一的渠道進入大學，中學生幾乎每年都在集體踏上高考征程，分層次就業與分批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幾成空談。其結果只能是四年之后，集體踏上高考征程的學生們再集體競爭辦公室里稀缺的座位，盡管在其他的領域，勞動力缺口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