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預算危機給全球帶來不可預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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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美國國會山莊
由于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并沒有解決2014新財年的政府預算分歧，美國政府非核心部門不得不在10月1日（也就是2014財年首日）正式宣告“停擺”,而美國政府的預算僵局也勢必給美國貨幣政策的走向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表面上看，導致美國聯邦政府重蹈17年前停擺的原因，在于兩黨對奧巴馬的新醫改法案存在著重大分歧，但根本而言，還是美國政府預算危機或者說是即將于10月17日“債務上限”的預演。
不過，看似劍拔弩張的驢象之爭，更像是一場“政治游戲”，而對全球債權人而言，則很有可能再次淪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并有可能觸發全球市場新一輪動蕩。美國債務上限實質就是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量的最高限額，也是美國國會所設立的法定限制。美國從法律上確定美國債務上限始于1917年，此后美國國會以立法形式確立國債的限額發行制度。然而，美國債務上限一直以來都形同虛設，并隨著國家的擴張，法定的發債上限不斷被提高。
自1960年以來，債務上限已經上調79次，幾乎每8個月就上調一次，2001年以來，美國也已經10次上調了債務上限。進入本世紀，這一頻率又不斷被刷新。2001年以來，債務上限已上調11次，其中小布什期間，債務上限被抬高了7次，總共增加5.37萬億美元。在奧巴馬僅為一屆的任期內，債務上限被提高了4次，總共增加5.08萬億美元制造了史上最高的國債年增幅。
本質而言，美國債務依賴型體制不可能得以根本性改變。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逐步演變為債務依賴型經濟體制，政府赤字財政、國民超前消費、銀行金融支持就是這種體制的全部內容。1985年，美國從凈債權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結束了自1914年以來作為凈債權國長達70年的歷史。進入21世紀以來，海外持有的美國債券規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債券發行量占世界比重的32%。2003年至2009年期間，美國外債率分別為62.3%、70.4%、75.0%、83.6%、95.4%、95.2%和95.9%。最近十年來，美國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債務再融資規模平均超過4萬億美元，美國債務總規模由5.3萬億增長至目前的16.7萬億美元，翻了三倍多，已經與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相當，巨額債務問題成為美國經濟難以擺脫的“阿喀琉斯之踵”。
當前，債務上限問題依舊“牽一發而動全身”，美國債務上限“提”與“不提”都會帶來風險：如果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共債務上限無法及時得到提升，屆時政府將耗盡所有資金，無法支付包括外債利息和醫療保健開支在內的各種賬單，這也就意味著不提高債務上限就是美國政府技術違約；然而，如果美國繼續提高債務上限則意味著美國對全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美元儲備的真實違約，因為瘋狂增長的巨額美國國債，意味著美國在不斷挑戰全球的信用底線和債權人的忍耐底線。
從這個角度看，是巨額債務綁架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財政受限的情況下，政府把“球”踢給央行，美聯儲已經走上了模糊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邊界的道路，貨幣政策完全失去了獨立性。長期以來，濫發鈔票和發行龐大的國債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美元本位制事實上已經演變為美國的債務本位制。
事實上，美聯儲在9月聯儲政策會議上按兵不動，選擇延續寬松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財政政策對經濟的負面沖擊。由于聯邦政府每月要支付包括社會保障、醫療保險、軍事開支等項目在內的眾多款項，美國財政很可能將于10月中旬再次觸及債務上限。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美國需要在未來十年支付5萬億美元的利息,政府所有收入的14%以上將用于支付債務利息。預計2013年至2022年期間,美國政府需要支付利息將超過醫療補助計劃支出,相當于社會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國未來十年的國防開支總和。由此，幫助財政部繼續進行債務融資成為美聯儲十分緊迫的任務。
從目前預算僵局來看，兩黨分歧嚴重難以真正彌合，共和黨還將利用接下來的債務上限談判與民主黨在開支削減上進行進一步的討價還價，而奧巴馬也不會在代表其功績的“新醫改法案”等問題上有所妥協，美國兩黨債務上限談判的激烈程度可能比2011年那次更為嚴重。
美國政府預算危機將不可避免的變得常態化和頻繁化，并攪動全球經濟。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場和資產價格將可能圍繞美國債務上限和政治僵局而陷入新一輪動蕩；而另一方面，美國預算危機也可能導致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滯后。由于美國的負債幾乎全部以美元計價，憑借“美元本位制”不僅支撐其債務的國際循環，也能利用貨幣“估值效應”，通過債務貨幣化或變相貶值增加國民財富，但債權國的主權財富風險卻隨著美國債務風險長期化、債務貨幣化而同步上升。
特別是對于手中持有大量美元資產和美元債權的國家而言，透支美元信用以及不斷攀升的債務規模意味著債權國利益的大幅受損。中國3.5萬億外儲資產將面臨新的不確定性威脅，美國國債和美元已經失去了長期的穩定性，美國債務水平越高，對中國經濟金融的沖擊越大。因此，盡快降低美元儲備資產，實現外匯儲備的戰略配置迫在眉睫。（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