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到香港上市，我們向各部委遞交的文件就有百余份，到今年3月份，可能就有希望了。”一家大型央企的財務負責人向記者透露，“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紅籌上市有可能在兩會前后破題。”
在禁行了一年半之后，內地企業苦苦守候的紅籌方式海外上市之路曙光乍現。 多變的紅籌上市政策
2000年前紅籌上市基本處于自由時代。
2000年證監會開始對這種方式海外上市施行“無異議函”審核，政策之門曾首次被限。
2003年證監會取消“無異議函”，紅籌上市迎來巔峰時代。
2005年外管局發出11號文與29號文，要求對紅籌上市中的三個關鍵環節：特殊目的公司(SPV)的設立，資本注入，并購境內資產等進行審批，紅籌上市之門再度虛掩。
2006年商務部頒布10號文，設立SPV的審批權開始由外管局向商務部轉移。自10號文頒布以來，未有一例中國企業通過新設海外SPV，實現境內資產境外并購并上市。
破題之難：紅籌五宗“罪”
實際上，自從2006年9月8日商務部等六部委頒布《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以下簡稱“10號文”)，加強了對中國公司以紅籌方式到海外上市的監管后，到目前為止，幾乎就沒有批準過一家單獨境外上市的公司。如果今年3月紅籌融資重啟，對企業而言是個喜訊。
而這一消息似乎正得到來自市場的多方驗證。在記者采訪私募股權融資(PE)話題時，一位來自投行界的人士也告訴記者，“紅籌放開，3月份可能會有消息，主要是將放開特殊目的公司(SPV)設立的限制。”
但他同時也表示了對政策變動的憂慮，“一切仍待明朗，因為紅籌放開對當前經濟的影響太大，但不放開又不符合市場的發展趨勢。所以政府的抉擇也很困難。”
按照通常的理解，“紅籌上市”模式是指境內企業實際控制人以個人名義在開曼群島、維京、百慕大等離岸中心設立殼公司，再以境內股權或資產對殼公司進行增資擴股，并收購境內企業的資產，以境外殼公司名義達到曲線境外上市的目的。
而且，這種上市方式，在經歷蒙牛、盛大等百余家中國企業嘗試之后，一度被認為是企業發展、企業家致富、風險投資基金發財的最便利方式。
在解釋紅籌方式被嚴格限制的原因時，上海林莉華律師事務所私募股權研究中心主任李磊律師告訴記者，“紅籌上市模式固然有其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是一種繞過我國金融管制政策的手段。這種繞路做法，會給國家帶來多重風險”。
“境內企業用紅籌模式上市，決定了它必然會完成一個大跨度的轉變，擁有了兩個新的身份。一個身份是海外上市公司，對它的監管由上市所在地交易所和監管部門進行，而且只針對信息披露的真實、準確；另一個身份是外資企業，對它的監控權轉到注冊地所在國，因此數以萬計的企業選擇在離岸金融中心注冊，就是讓這個身份受到的約束更少些。而國內對這兩種身份都無法監管。”
在他的進一步解釋中，紅籌上市模式首先可能為腐敗分子、不法商人提供侵吞國有資產和公眾財產的途徑。離岸金融中心恰恰為這種侵占行為提供了便利的資產轉移渠道。這種資產轉移方式有兩種：通過關聯交易掏空上市公司資產，隱蔽公司股權收購方的真實身份，低成本侵占公有股權，譬如國內企業的MBO，另外，可能成為資本外逃的一個重要通道，進而對人民幣匯率安排和貨幣政策運作產生重大壓力。
另外的風險還包括，造成潛在投資爭議、便利公司欺詐、甚至轉嫁金融風險。
也許正是以上五大問題的存在，使得政府對紅籌上市方式遲遲不敢放閘。
融資消渴：破題之利
然而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當面對國際私募股權融資的熱潮，中國內地逐漸成熟的中小企業正躍躍欲試，在國際市場以較為快捷的方式融資時，對紅籌方式的相關禁令也在客觀上妨礙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企業正常海外融資。
江蘇中美同濟投資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陳媛介紹說，私募股權融資(PE)的區別于普通風險投資(VC)的特點是，它只投向成熟企業，目的是在短期(一般只有兩年)內通過上市或并購(主要還是上市)套現，套現需求比VC更為直接和強烈。
但從目前來看，能夠在國內資本市場實現上市的企業畢竟有限，根本不能滿足上述諸多企業的要求，更何況，選擇在哪里上市主要還是企業的一種市場行為，往往與企業的目標市場，客戶關系甚至對公司治理的需求等有關。
“盡管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年初的全國證券期貨會議上指出，在今年上半年要完成深圳創業板的設立，但從目前的市場容量來判斷，依然難以吸納為數眾多的成熟期中小企業，而在股東減持與套現方面嚴格的證券法規也使得PE套現頗有顧忌。”
清華大學金融工程研究所的陸線弘也告訴記者，“由于國家宏觀調控與銀根緊縮的政策限制，別說中小企業，就是大型企業向銀行貸款都增加了難度，中小企業不得不將融資目光轉向正在伸出橄欖枝的PE，而洽談的最大難題就是遇到了上市的障礙。”
雖然目前人民幣升值，只要投入到企業里，資本就會有收益，充滿熱情的PE們在賬面收益面前暫時將上市的問題擱置在了一邊，然而，如果一段時間以后，最終的套現之道——上市問題不見好轉，而宏觀經濟再發生變化，PE的熱情很可能會很快褪去。
“在資本推動企業發展日益重要的當下，PE的撤資很可能會造成一大批中小企業的窒息甚至死亡。”陳媛告訴記者。
實際上，一些企業為了繞開政策限制，正在采取變通之策。比如不少民企老板開始嘗試把中國公民身份換成外國國籍，到境外進行公司注冊，使資金得以合法出境。不過李磊告訴記者，這種方式的問題在于，時間成本難以控制。
陸線弘認為：“如果政策依然難以放開的話，從市場來看，新的變通手段還將出現，而這是不是會進一步增加監管的難度，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就不得而知了，監管層應該對此保持警惕。”
2月22日，記者就此問題采訪商務部外資司有關人士，但其表示，“目前不方便談論這個話題”雖然紅籌融資的政策走向能否在即將到來的3月給企業帶來驚喜，尚不確定。但正如貓捉老鼠的游戲一直在不斷升級，其實市場最終會從政策的限制中，為供需雙方找到適當的出路。從借殼到造殼，成本和資源的制約已經促使紅籌發生了一次演變。只要海外融資的強勁需求存在，海外上市的通道只會越走越寬。（記者 屈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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