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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
備受矚目的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即將在杭州舉行,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其影響力已毋庸置疑。G20成員人口總和占全球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GDP總值占全球的85%,貿易額占全球80%。在G20框架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就重大國際經濟事務展開平等協商,反映出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
新形勢下G20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
當前,全球經濟處于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周期性政策向結構性政策轉型的關鍵時刻。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影響還在持續,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各國經濟走勢分化,與之相伴而生的是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嚴重分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貨幣政策方面,各國步調不一:隨著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面臨通縮壓力的歐洲央行卻在擴大量化寬松的路上越走越遠;在部分新興市場開始升息以自我保護的同時,日本等國家則選擇通過降息來刺激經濟,這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經濟形勢的復雜性。
此外,當前國際經濟還受到全球貿易增速停滯不前,金融市場波動加大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等問題的困擾。撥開重重迷霧,可見這種種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中長期結構性失衡,全要素生產率減緩,收入分配不均和創新驅動不足。
在這樣的新形勢下,G20的使命和定位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也就是從短期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G20的議題也從短期問題向深層次和長期性問題延伸,期待以此來促進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引領國際經濟合作方向。應該如何實現這樣的轉型,也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G20是否應設立常設秘書處?
目前我們看到,G20峰會誕生之初的“臨時身份”,或多或少使得一些會議成果在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方面打了折扣。如何才能消除近年來G20會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弊端,提升G20所達成共識的約束力和執行力,對推動G20從應對短期危機的救火員,轉變為促進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協調員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由此,也引發了G20是否應設立常設秘書處的討論。
筆者以為,G20向更加正式化和高效率的轉型是大勢所趨,設立常設秘書處的好處不言而喻,它可以使G20國家政策溝通協調更加高效率和常態化,符合各國根本和長遠利益,有助于實現G20機制的轉型。但由于設立秘書處意味著成員國對G20更大的主權讓渡,而且秘書處機構選址、運轉程序、組織架構的確定,都將是多個力量板塊斗爭博弈的結果,遠非簡單的機構改制。如果貿然行事,容易成為各方勢力共同攻擊的靶子,削弱G20在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的作用。
因此,目前的情況下,可以先提倡建立納入G20成員國代表的“協調工作組”制度,于會議結束后,在執行層面協調各國政策,長期監督會議成果落實情況。比方說,最近落幕的G20貿易部長會議就批準了《G20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由此實現了G20貿易投資政策合作的機制化。它確立了G20貿易投資工作組的合作范圍和議事程序,明確工作組今后將每年召開三至四次會議,定期向貿易部長和協調人報告工作進展。這樣的經驗,可以為其他各領域所借鑒。
G20應加強與與非成員國及全球性多邊機構的合作
此外,為了實現G20從短期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加強與非成員國以及全球性多邊機構的合作也尤為重要。
首先,雖然G20是由主要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構成的“豪華陣容”,還是有國家質疑為何要由這二十個經濟體來決定關涉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重大問題,因此保持與非成員國的良好對話和合作,對G20實現向長效治理機制的轉型至關重要。目前一個可行的方法,便是建立與各個區域多邊組織的對話和合作機制,現在東南亞有東盟,亞太地區有亞太經合組織,非洲地區有非盟,中東地區有阿拉伯國家聯盟,拉丁美洲地區的拉美與加勒比共同體等等,G20可以邀請相應區域組織代表列席每年的會議,進而建立起與非成員國家的對話和合作關系。
其次,G20在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時,還要拓展并深化與全球性多邊機構的合作。在當前的合作過程中,G20承擔著設定議程和建立共識的政治引領功能,其他國際機構提供技術支持和執行方案。因此,擴展G20的“交友圈”,鞏固并深化G20與各個領域具有影響力的國際機構的合作十分必要。
目前,G20已基本與聯合國以及OECD、IMF等財經領域的國際機構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系,但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糧農組織、世衛組織等聯合國各專職及附屬機構的交流協調程度偏低,這就限制了G20在相關領域的實際治理功效。因此,G20可以在召開部長理事會之時,邀請聯合國專業職司機構負責人參與相應專業部長會議,從而實現G20與聯合國這兩大全球性組織在決策和執行層面的并行互動,推動G20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