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改革開放旗幟，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推動改革，吹響了改革開放新的進軍號。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成立由習近平總書記擔任組長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自成立之日到2016年9月24日的1000天，中央深改組共召開了27次會議，審議了162個文件，破題諸多領域改革難題，出臺了多個頂層設計方案，承擔起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重任。
眾所周知，在落實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中，“簡政放權”已然成為其中的一個高頻熱詞。作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指導下的制度供給側改革，它包括了“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三方面的內容，因而也可稱作政府改革的“堵點”“盲點”“痛點”政治學，或“加法”“減法”“乘法”政治學。
所謂“簡政”就是簡化政府機構、減縮煩苛管制、轉變政府職能，是“政府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所謂“放權”則是從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角度考察，通過政府職能調整釋放出來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與資源，放給基層、放給市場、放給社會，為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充分發揮作用提供制度空間和功能空間，簡政放權也就是“用政府減權限權和監管改革，換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釋放”。
做好“減法”，以壯士斷腕之決心疏通阻礙創新發展的“堵點”
審批權為核心的行政審批制度構成了過去“管制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因此，簡政放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簡化行政審批：一方面是取消，砍掉審批事項、砍掉審批中介事項、砍掉繁文縟節、砍掉企業注冊登記和辦事關卡、砍掉不合法不合規不合理收費。
國務院連續三年對審批事項以及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審批事項的政策文件進行清理，截至目前，已經取消或下放原有行政審批事項的1/3，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政府也分別取消了一批行政審批事項，例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取消了一批職業資格認證事項、放寬了職業準入門檻。
另一方面是調整，“權力要‘瘦身’，職能要‘健身’”，“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對于保留的審批事項明確“亮出權力家底”，公開了權責清單、收費目錄清單等，探索使用準入負面清單，簡化規范程序環節，明確辦事時限，將一些前置性審批改為后置性審批。
當然做好減法，還需要配套措施：第一，強化頂層設計，注意上下左右改革之間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解決“不同步”、“溫差大”的情況。
例如放權牽扯到的是利益的博弈和較量，這就需要針對審批改革需要拿出可行性、可操作的標準化、規范化指南以及量化指標;針對“避重就輕”、“挑肥揀瘦”、放權玩數字游戲、自行設置行政權力、將取消的審批移交“紅頂中介”等問題也需要未雨綢繆，做好相應的監督和評估措施，以免再生出新的“亂動的手”，從而陷入這邊減、那邊增的怪圈。
第二，“政府施政要義，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這就需要處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關系，突破“中梗阻”，提升“放管服改革”的含金量，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這就需要聆聽企業和群眾的呼聲和感受，讓“民之所望”為簡政放權找到民生坐標。
第三，確保下放給市場、給社會、給基層的權力事項，企業、社會組織和基層單位能夠有條件、有人才、有資源、有制度、有設備，從而接得住、管的好、不缺位。
做好“加法”，以為國利民之使命填補有效監管服務的“盲點”
簡政放權不是簡單的一放了之，也不是怠政懶政，而是在“簡”和“放”的同時，用騰出來的手更好的加強“監管”和“服務”。第一，在前置審批的85%得到精簡以及一大批前置性審批轉為后置性審批的條件下，就非常有必要強化政府監管體制改革，創新健全備案審查制度，實施公正監管，推進綜合監管，實現監管結果和數據運用的協同性，提高事中、事后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保證簡政放權后的市場活而不亂;當然針對新經濟模式要針對其特點和規律探索審慎監管具體方式。
第二，創新和豐富宏觀調控工具箱里的工具種類(比如健全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和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既保障不同類型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公平競爭，又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生產假冒偽劣、危害食品安全等破壞公平競爭的行為和主體予以堅決打擊，從制度上杜絕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
第三，80%的全國數據信息資源掌握在不同政府部門手里，但行政壁壘使得部門之間缺乏互聯互通，而信息公開機制尚不完備，這就需要通過“互聯網+政務”、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化建設以及信息公開制度等配套建設打破分散化、碎片化的政府信息孤島，形成政府部門之間數據信息整合共享、互聯互通、校驗核對的技術平臺和運行機制。
第四，強化政府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強化政策、法律、信息咨詢等綜合服務。例如創客們發起的小微企業起步期非常脆弱，就需要政府在創客空間、培訓指導、創業基金等方面提供更加給力的服務支持。
做好“乘法”，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打通推動干事創業的“痛點”
“國家的繁榮在于人民創造力的發揮，經濟的活力來自就業、創業和消費的多樣性”，因此，簡政放權就好比給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打通了任督二脈”，“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正是通過這個“先棋手”所產生的連鎖效益從而為下好“整盤棋”打下基礎;通過“放管服”這個“牽牛鼻子”的改革使得生產力、生產要素的活力和創作力得到充分激發，并進一步推動供給側改革，促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以此發揮牽引帶動其他領域改革的作用。
自2014年至今，簡政放權改革深入推進的兩年多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活力與創造力正不斷釋放彰顯出來，其中一個重要體現指標就是新增市場主體正快速增長，近兩年來，全國平均每天新增4萬戶，其中新登記企業每天新增1.2萬戶，企業活躍度保持在70%左右。當然，簡政放權的乘法效應也會與其他領域改革創新相配合并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增強群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促進社會的合理流動、擴大教育科研自主權等更多方面的積極效應中得到體現，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當前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氣概，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
總而言之，伴隨著簡政放權系列改革“言必行、行必果”及其不斷向著新的深度、廣度推，對市場而言“法無禁止即可為”，對政府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這一邏輯正日漸深入人心，黨的十八大對轉變政府職能所提出的“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正逐漸照進現實，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盤棋正全面鋪開。
(作者：朱峰，河北大學副教授、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團中央“青年之聲”專家團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