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兩大主要金融機構之一，世行自創立始，就把在全球扶貧作為自己的職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世行主要的受援國，中國的扶貧成就也得到了世行的高度贊揚。

　　比如，世行前行長沃爾芬森就認為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從改革前的2億多減少至目前的2000多萬，是世界扶貧事業中取得的最偉大成就。由這樣一個國家的學者出任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參與世行的決策，無疑將使世行在推動全球的扶貧事業中分享更多的中國經驗。

　　但是，世行要實現借重中國經驗推進世界扶貧和發展的意圖，不僅取決于林毅夫對中國經驗的解釋能力，更取決于世行如何把這一經驗轉化為政策和行動，否則，生搬硬套中國經驗可能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造成水土不服的情況。

　　對于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經驗，不同的人可能看法不一。比如，曾提出“北京共識”的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認為，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在雷默看來,“北京共識”的靈魂是不斷創新、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同時循序漸進，積聚能量。這對那些正苦苦尋找不僅發展自身，而且還要在融入國際秩序的同時又真正保持獨立和保護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出路的國家來講，提供了新路。林毅夫去年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談到中國及越南經濟改革的經驗時則表示，以漸進方式推動改革和經濟轉型可以兼顧穩定和快速成長，并順利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

　　中國的發展是否真正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可資總結并具有普世推廣價值？我認為還沒有。因為中國正處于轉型發展過程中，并和改革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盡管中國在減貧和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足以傲世的成就，但在社會公正與高質增長上，還存在不足。像分配領域的兩極化現象、高能耗問題、環保問題等等，都昭示著我們離一個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社會還有很長一段差距，需要我們在發展中不斷得到解決。

　　所以，中國的發展經驗充其量是一個階段的經驗，中國在取得減貧成績后如何建立一個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社會，自己還在繼續探索。對此，曾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看得很清楚，他在談及中國的未來發展時提出過三點要求，一是要讓市場經濟來實現一個可持續的發展目標；二是經濟政策必須保證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三是社會的公平發展。我認為這幾點符合中國國情。

　　當然，不管怎么說，世行任命林毅夫為首席經濟學家，是對中國減貧和發展成就的肯定與尊重。世界的減貧事業和艱巨的發展任務需要來自中國的經驗，以中國之大也需要在國際組織中獲得發言權。但我們千萬不能因此膨脹心態，向全球輸出經驗。說到底，任何國家的發展道路都是本國國情的產物，中國的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果還有價值的話，也在于實事求是。正如林毅夫在上述演講時所表示的，中國的政策未必適用于其他國家，應透過實踐逐步探索出適合本國的經濟發展之路，不應套用現成模式。 作者：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