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南郊的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已經連續兩年在上海市特色億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2005年，該村實現凈利潤18035萬元，上繳國家稅收8502萬元，可支配收入達3.3億元。
這個村的3757個村民，人均年分配收入3.5萬元，在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之外，還實現了人人有股份，從村民變成股民
戴著“中國十大名村”、“華東最大市場村”等眾多桂冠，在全國十大杰出“村官”的駕御下，九星村12年間已培育出500多位千萬富翁，演繹著新農村運動中上海版的“村強民富”的時代樣板。
富民運動
倉廩實而知禮節，新農村的基礎是民富，最高追求是村民獲得精神上高尚完善。
“三有”新農村
上海市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05年本市億元村有428個，比上年增加了72個，增長20.2%；占全市行政村總數的比重由上年的18.9%上升到22.8%。其中，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和馬橋鎮旗忠村排在全市前兩位，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3億元和1.7億元。
除了富裕之外，“九星模式”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九星所代表的村民股權改制，在上海市郊今后的新農村建設中，將是一個重要的方向，”上海市農委負責人向《中國經濟周刊》這樣評價九星。
九星村位于上海西南市郊結合部,隸屬閔行區七寶鎮,其區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緊靠外環線西一大道,相連顧戴路、漕寶路兩個匝道出入口。
8月9日，《中國經濟周刊》第三次到九星“村部”—上海九星實業有限公司采訪，總算沒有撲空。但扣開門后隨即被告知 “吳總正在接待外省來的客人”，要求記者稍等片刻。
吳總就是正在“熱銷中”的“上海第一村”九星村掌門人吳恩福。
在擺設古典的超大辦公室里，墻壁上白色留言板顯示，吳恩福一個星期之后的工作已經排滿。“剛從深圳講課回來，下午還要到區里開會，吳總實在忙不過來。”負責辦公室的張小姐向記者解釋。
干練、神態自信，頭發梳理得一絲不茍，會完兩撥客人的吳恩福，接待了記者的采訪。
他的名片上，印著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的頭銜。
“我對新農村的理解是‘三有’”，吳恩福開門見山，“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人有股份。”
“有了股份，農民才有長期的實惠。實際上，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兩種分配方式同時存在于我們的企業內，再加上養老金、醫療保險金以及失業保險金的保障，九星的村民可說是‘三保險’。”他笑著告訴記者。
“農民失去土地，常常意味著失去以后生活的依靠。失去土地的農民若獲得政府安置，其后半生依附于所在單位效益。
“我看到許多農民揚眉吐氣當征地工，又灰溜溜當下崗工，生活同樣無著無落；如果政府不安置，那是真正的‘失地即失業’！”吳恩福說。
實際上，九星村已經沒人種地了。
記者了解，2005年底，九星完成了對其20%資產的股份制改革試點，原牛頭浜管理區股改完成后成立了九星物流公司，全體村民3757人，變成股民，成為資本市場的主人。
“村民成為真正意義上集體資產的所有者；同時新成立的九星物流公司也是個權責明確、產權明晰的現代股份制公司，是民營經濟，也是集體經濟。”吳恩福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改制是解決農村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現在的體制不適應新農村建設，新農村需要加快改革。農村集體資本‘人人有份，又人人沒份’。”
“這種無制度規范的集體經濟對村領導是很大的考驗，我們只能憑著自己的責任心和良心做事情。” 吳恩福取下寬邊金絲眼鏡，“九星村的改制難度很大，因為村大、人多，關系錯綜復雜，資產總量大，利益關注焦點多。”
年末全部股改到位
“難度大，也得改，這體現了一種權威。”8月8日，九星一村民告訴記者。
記者調查了解，九星此次股改采用“現進現出”的方法，對資產按現行價格評估，再由大家出錢認購，得來的錢再分給老百姓。改制的資產中并不包括公益性資產，而僅限定在經營性資產的范圍。公益性資產約占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中40%的份額，如路、橋梁、衛生室、幼兒園等，這部分資產用于保障村民福利，一部分用以服務經濟發展。
“這樣可以讓大家記牢手中的股份是自己出錢買來的，在思想上更珍惜；有了這次成功的改制試點之后，剩下的80%資產在今年年末也可以完成。”吳恩福向記者透露。
農齡核算與集體資產評估量化是整個改制過程的重點與難點。據悉，九星村制定農齡統計細則，對每個村民的農齡張榜公布，并成立四個農齡核準小組，通過接待反映、召開群眾座談會等各種方法提高統計準確率，直至每個村民確認。
而實施資產量化到個人時，把握“戶口在村，勞動在冊”原則，按照村民的貢獻率評估其應得份額。
“從九星看，村民與村之間的四種關系：既有居住關系，又有勞動關系；雖有居住關系，但無勞動關系；雖無居住關系，但有勞動關系；既無居住關系也無勞動關系。這種居住關系與勞動關系的變化，既有普遍性也有九星的特殊性。”吳恩福十分習慣要點式總結。
“不管村民與九星是哪種關系，都有股份分給他們，因為畢竟他們都為集體資產的積累作過貢獻；同時，這樣也有利于整個村子的穩定以及股份改革的順利進行。”他補充。
7月25日，上海市市長韓正向媒體表示：“推進新郊區新農村建設，關鍵是要把握好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這一規律，把重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上。要努力提高生產的規模化和組織化程度，以技術創新推動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上海有能力、有條件、有基礎率先走出一條現代農業發展之路。”
基礎設施建設與村民福利齊發展
根據上海市統計局公布的最新統計信息表明，2005年九星村實現可支配收入3.3億元，勞均收入3.5萬元。村富帶來的結果是村民的生活日漸富裕，各種各樣的補貼與收入幫助村民實實在在提高了生活質量。
吳恩福介紹說，今年村里為已經遷居城鎮的643個農戶每人發放物業補貼1200元，比去年提高25%。
物業補貼只是村民幸福生活的一個側面，除此之外，全村先后投資修建23條總長20多公里的道路，建造8座橋梁，50多座標準化公廁；全村700多名60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月發放養老金448元；村民子女上大學、讀碩士，每人每年分別補貼5000元與8000元；去年實行集體資產切塊改制，平均每個村民量化兌現1.8萬元……
“去年光是旅游費，每人就發了8000元”，吳恩福紅光滿面，“其它過年過節發的慰勞費和物資，就更不用提了。”
九星村有三座“善事堂”，村里人在這里辦喜事是免費的。
“今年，還要增加三個部分的福利”吳恩福表示，今年將為830位老人漲退休養老金，從448元漲至548；另外如果村民不使用村里提供的場所舉辦婚喪喜事儀式，將可以得到2000元補貼；“我們也著手為市場內招收的臨時工繳納三金，為所有勞動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
《中國經濟周刊》從上海市規劃局獲悉，九星村的市場將變成上海市區最具現代程度的物流中心。
“這將意味著，九星村民將擁有衣食富足，精神充實，生活完整的社會主義小康生活。”吳恩福高興地對記者說，“村與民有四種關系：村窮民富、村強民富、村窮民窮、村強民窮。那么，九星村已經達到了“村強民富”的理想狀態。”
尋找村級經濟發展的新路子
土地、區位、自身優劣，催生了“外三產、內工業”的戰略大調整，而這背后，抹不掉的是烙有革命性和時代性的個人印記。
九星發展之路：村辦市場
從九星村委會那幢器宇不凡的大樓看出去，縱橫交錯的道路兩旁，是鱗次櫛比的商鋪和住宅。
臨街的門店前，停靠著各色汽車，有轎車、也有許多小卡車，更有蹬著三輪車四處搬運貨物的工人忙碌地穿梭；而車子的牌照顯示它們來自全國各地：冀、晉、蒙、 遼、吉、黑、滬、蘇、豫……看到這些，會使人感覺置身一個全國大市場。
如果不是背靠上海大市場，九星會成就今天的模樣？記者問。
吳恩福反問了“上海城郊結合部的村子多的是，又為什么是九星發展得好呢？！”。
村級經濟的發展，是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內容。“事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滬郊農村發展村級經濟的思路也各不相同。像近郊的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梅隴鎮華一村，充分利用中心城市向外擴展的需求，為村級經濟找到新‘增長點’。”閔行區領導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這位領導介紹說，九星通過興辦大型綜合性商品批發交易市場，成就了今天；而華一村瞄準的是“樓宇經濟”—上海市閔行區梅隴鎮華一村地處漕寶路中段,緊靠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走資產經營路子，發展“樓宇經濟”,從1998年起,華一村躍入了上海市綜合實力百強村的行列。村里的標志性建筑華一實業大廈，引入佛跳墻餐飲、大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普利斯通輪胎中國總代理等公司入駐，年租金收入1600多萬元。
10年間，九星從一個全村勞力年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貧困村莊一躍而為上海市356個億元村之首。到目前為止，更是培育出500多個千萬富翁，涌現出四千多位創業老板。
“在九星村的發展進程中作為村官的共產黨員充分發揮了黨員的積極性和先進性。他們代表著黨的形象，是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帶頭人，也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監視基礎。”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范德官如是評價。
一個時代的個人傳記
村民的眼里，九星和吳恩福是連接在一起的。
1952年出生的吳恩福是土生土長的九星人，是個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臉上總掛著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辦市場揚名上海灘之后，各種榮譽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異。但吳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稱“我是農民的兒子”。
1966年，吳恩福初中畢業，考入七寶中學，但適逢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家里窮交不起學費，他便回家務農：種田、養豬、種棉花、搞副業，他都干過。有一陣子，搞糧棉高產的試驗，吳恩福種的11畝棉花地畝產皮棉213斤(當時平均一般畝產難超100斤)，成為鄉里的掛紅花的模范，還前往各個村交流經驗。
而在1994年，干過五年生產隊副隊長、五年生產隊長、十年工業大隊長的吳恩福臨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勞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辦的幾個聯營廠都經營困難，村子欠債1780萬，而村子的集體總資產不過2100萬，負債率高達84.8%，村子兩年多發不出退休金，更不要說報銷村民的醫藥費了。
“當時投資620萬元建造的電線電纜廠，年終帳面利潤只有2萬元，倉庫里成品堆積如山，呆滯資金500多萬，均為應收銷貨款以及庫存產品，廠子已根本無利潤可言。”說起自己剛接任九星“村官”時村里工業發展的窘境，吳恩福記憶猶新，“但是為了履行協議，機器還要繼續轉，就需要不斷往里投錢。要解決企業這種持續虧損的狀況，就需要‘壯士斷腕’的魄力。”
于是，吳恩福將企業與村子剝離，采用“合作形式，租賃性質，獨自管理”的方式，對外招標，由經營者管理。這步棋猶如幫流血不止的病人止血，使得九星避免了進一步虧損和負債。
土地是農村人賴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九星村于1996年11月與臨近的東風村合并，擁有4500多畝土地，但隨著上海外環線建設以及房地產開發，九星村先后失去2/3的土地，只剩下1600畝土地。如何利用好這珍貴的1600畝土地，成為全村村民致富脫貧的重要出路。
即使是如今市場繁榮、村民生活穩定的時期，吳恩福仍舊保持著幾十年來養成的習慣：在沒有應酬的晚上與人殺盤象棋放松神經，或者叫上村里幾個負責人一起兜市場；邊聽中央廣播電臺的早間新聞邊繞著市場跑步……
上海城郊“種磚頭”
“我用四句話來概括95年時九星村的狀況”，這位深受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影響的村官喜歡用幾句話來作概括，“效益低下、經濟貧乏、債務纏身，困境難以擺脫”，“但我跟大家喊了多年口號，要九星奮起直追！”
1995年，吳恩福給村子定下“外三產、內工業”的發展思路，外圍借助城郊結合部的交通優勢，興辦第三產業，而在村子里搞一些小工業。“三場一路”：大型停車場、農貿市場、養鴨場和虹莘路一條街，“一年半時間，一下子就賺了1500萬。”
養鴨場在最初開辦的時期內因為沒有過多同質產品跟風進入市場而利潤頗豐，九星養鴨場曾一度達到240萬只的規模。但很快周邊村子也辦起了養鴨場，物多價賤，鴨子價格下降，兩年后，九星放棄了養殖業的發展。這也印證了九星不做農業的思路。
農貿市場1995年籌建，設有300多個攤位。農貿市場既擔負了附近村民以及城市開發后進入該區域居民的消費品需要，也發揮了集散周邊養殖產品的功能。這個市場發展紅火，當年即實現贏利30多萬元，更伴隨著這個區域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口遷入，市場也越發紅火起來。
虹莘路商業街的建設，正迎合了村民與居民對小商品的需求，隨著這個地段越來越繁華，商業街也聚集了人氣，形成了相當的規模。
占地100畝的大型停車場每年為九星帶來幾十萬元的利潤，后隨著上海外環路建設，對貨車的限制區域外移而停辦。不管是停車場還是倉庫廠房出租，土地上的產出收益比并不高。因此，九星需要改變思路，經營好手中寶貴的1600畝土地，讓土地升值！
九星的發展壯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把握住了投入產出比的經濟規律，就是抓住了“低成本投入、滾動式開發”的特點：通過創造市場氛圍，用較少的自由資金調動大量的社會資本。吳恩福把這種經驗總結為“種磚頭”理論。
九星在最初建市場的時候，定位不高，走低端路線，用較低的房租吸引經商戶，再用較低的批發價吸引消費者。以壓低商務成本的方法達到減少投入、降低風險的目的。很快，九星匯集了一批中小客商。
九星市場已經經歷了三次升級：第一次建設“三場一路”，即大型停車場、農貿市場、養鴨場和商業一條街，實現從生產型農業向市場型農業的轉軌；第二次建設九星商行，九星走上發展純粹第三產業的道路；第三次升級是成立了九星綜合批發市場。
村辦市場的成功探索
農民致富靠什么？農業、工業、房地產業？九星村因地制宜選擇了村辦市場。
艱難的尋找
“九星村辦農業，行不通！”吳恩福首先否定了這個出路，“產出低，一畝田地年收入不過千元，九星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談何致富。況且，發達的交通已經拉近了農村與城市的距離，處于上海郊區并且業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勞動力成本上升，同全國千千萬萬勞動力價格低廉的農村相比，九星發展農業已經毫無優勢可言。”
“搞工業？”吳恩福向記者攤開雙手，“當時全國眾多農村選擇工業化、搞鄉鎮企業的路子，但鄉鎮企業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臨辦工業帶來的風險，既缺少資金投入，也無專業人才。”
而當時的國情是，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尚且發展困頓，多以為國企做配件生產的村辦企業的發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產開發？看似有大筆資金進帳，但實質是‘賣地’，是對未來資源的一種擠占，如果把收入分攤到未來的幾十年中去，其所得不過是極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生計將無以依托。”看多了“失地既失業”的吳恩福拒絕重蹈其他村的覆轍。
吳恩福明白：上海近十多年來的城市開發，引發對土地需求的膨脹，其結果是讓許多的郊區村子成為城市的一部分，村民成為市民，而作為代價的是村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事實上，上海許多郊區的村子就是這樣，一步步地高樓林立，或者廠房林立，同時村子失去土地，村民成為市民，獲得政府安置，至于安置之后的結果，則要看個人所在的單位的效益。確實有相當數量的農民揚眉吐氣當征地工，又灰溜溜當下崗工；也有農民被征地補償一次性買斷而自謀職業。
破冰“村辦市場”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個村屬商業市場。當時的政策并不允許村級辦市場，政策規定市場只能由工商部門來辦。雖然取名為商行，但其提供場地、對外出租的性質，卻是市場的范疇。
上級領導部門給了九星足夠多創新的空間，在九星所屬的七寶鎮工商所向閔行區工商所作了匯報后，上級部門給出“試一試”的結論，由此，九星頂住壓力開始了村辦市場的探索。
1998年，政策瓶頸得以松動：這年7月，經閔行區人民政府批準，由閔行工商局注冊頒證，九星綜合市場正式成立。
于是，從8月至11月短短的3個月時間，九星村辦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貨、膠合板、農副產品五大批發市場。如今，更成功開設了包括五金、陶瓷、燈飾、石材、鋼材、電器、茶葉、窗簾、家具、玻璃、菜場、水產、膠合板、防盜門、不銹鋼在內的二十多類專業商品分市場區。
目前，九星村建成了占地面積106萬平方米、建筑面積60萬平方米、營業用房1萬多間、分設22個專業區域的上海規模最大的市場、吸引了全國各地5400多戶商家、18000余名經商務工人員，被譽為華東地區最大的市場村和申城市場的航母。
這幾年，九星村的經濟效益始終保持著高位增長的勢頭：2005年，實現農方收益33132萬元，凈利潤18035萬元，上繳國家稅收8502萬元，勞均收入35000元。迄今，已經連續兩年在上海市特色億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而在今年4月16日，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授予了上海郊區12個村“中國特色村”稱號，九星村以其村辦市場特色，榮獲這一殊榮。除了特色經濟村之外，此次評選還歸出“農業精品村”、“民主管理特色村”、“民俗文化特色村”共四大類特色類型村莊。
九星模式，不可復制？
90年代的上海，經濟發力，城市大發展、大建設催生了房地產熱潮，帶動建筑行業的火爆。而上海對房屋的需求有其非常特殊的原因：當時，上海人均居住面積僅2平方米，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更推動了對房屋的剛性需求。
正因為九星起步時趕上上海對建筑裝潢材料的巨大需求，九星才得以借助構建建筑裝潢材料市場起步。如今，九星市場已成為經營以生產資料為主，建筑裝潢為輔的多品種大型綜合性批發零售市場。
如果不是上海房地產開發業的火爆，是不是就沒有如今的九星？
從前九星是遠郊區，手中的土地沒人看得上；同時，1600畝的土地足夠建立市場，因為市場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來的。隨著上海城市化的推進，九星成為近郊而后是城郊，這個時候要再去想拿這塊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市場拆遷費用，這也是九星市場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在于那套“種磚頭”理論，其核心是“滾動發展模式”，九星十年里建造了60多萬平方米的市場，由小到大，這期間，沒有一分欠債。在建倉房沒有錢付工程款時，采取的辦法是給工程隊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后再回收。以后的改造思路也是從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場的時機非常微妙，80年代做，人們的思想還跟不上；進入20世紀再跟風做市場，門檻必然高出許多，并且已經錯過了發展的大好時機。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開放程度較高的時期，九星進入市場，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質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辦市場的路子。
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大環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條“村辦市場”的新路子。（記者 張俊才 張倩/上海報道）
三分地上搞創新
上海市閔行區有個九星村，人均三分地。三分地使他們長期背著“負債村”的包袱，三分地又使他們一躍而成為上海的首富村。其中的奧妙就在于對這三分地怎么用。
土地是農民的勞動對象，是生產資料，也是生活資料。土地是農民用汗水澆灌出來的，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地。無論是按照憲法還是按照半個世紀以來的一個又一個具體規定，農村土地包括非農用地，其所有權、支配權、經營權、使用權和處置權，都歸之于農民集體。因此，農民就應當在這幾個權上下功夫。九星村比較來比較去，決定把村民的三分地集合起來，因地制宜，建了個綜合市場。市場不斷擴大，日益興旺，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外地人夸他們走的是“市場強村”之路，學者們懷著喜悅的心情贊揚九星人發明了既不同于“級差地租Ⅰ”，也不同于“級差地租Ⅱ”的“級差地租Ⅲ”。變農田為商場的“級差地租Ⅲ”是九星村民的生財之道，一畝地收益幾十萬元。(見注)
地是集體的，權是集體的，有關集體土地的大事要經集體討論，由集體決定，這也是九星村的成功之道。辦市場是他們最終的決定。在決定之前他們討論過“農”、“工”、“賣”等多種方案。賣，拿一大把錢，一時痛快，先是“高高興興去當農民工”，到后來卻落個“灰溜溜地當下崗工”，不是長久之計。他們沒走前三條路，最后才選擇今天這個最佳方案。最佳方案是選擇的結果，是集體的智慧。現在有些人，包括一些領導，辦事不喜歡聽不同意見，這不僅是不民主，而且還有點愚蠢。他們權迷心竅，忘記了“沒有多種方案，就沒有最佳方案”這個小學生都懂得的常識。
九星村成功的關鍵還有一條，那就是干部以身作則。九星村之所以能建成上海市規模最大的綜合市場，與其說是從土地上建起來的，還不如說是從住宅變出來的。道理很明顯，如果說家家都住一套占地面積很大的別墅，還有土地建市場嗎？市場還能大得起來嗎？市場大了，住房小了，這在九星村“三分地上忙創新”的開始是很難辦得到的。住房小了，小伙子找對象就困難了。要承受住房小的壓力，就要靠干部帶頭。被評為“十大杰出村官”之一的九星村的黨支部書記吳恩富，他的住房直到現在都是村里最一般的。沒有這一條，誰肯讓出宅基地？不過，九星村如今已經進入良性循環，他們從“住宅小、市場大”，進入了“市場大，收入高”，又從“收入高”，進入了“住房大”了。
在工業化之初，無不是以農養工。在工業化之后，轉而是以工養農，這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工業反哺農業”。工業反哺農業是工業報答農業的養育之恩。列寧堅持反對強制轉讓農民土地。他認為，強制轉讓農民土地是君主主義思想。法國實行以工養農，農貸增加七倍，給政增加了幾乎難以承受的負擔。可是，法國政府卻說，這是“愉快的負擔”，這句話是耐人尋味的。
對于今天的新農村建設而言，農民不僅要由貧困走向溫飽，更重要的是要引導農民從溫飽走向富裕。
注：級差地租Ⅰ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不同而產生的級差地租，其內因是優劣不等的土地耗費了不相等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級差地租Ⅱ是指由于在同一塊土地上連續投資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所產生的級差地租；級差地租Ⅲ是指面積相等而用途不同的土地之間因勞動量的容納能力不一樣而產生的地租率的差別。（文/鄧偉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