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4萬億力撬內需 應對經濟下滑  中國改革開放30年

從失衡到再平衡的過程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每次危機都是對失衡的一次糾正，所有的危機都是這樣的。中國經濟當前處于周期回落、結構調整以及全球經濟危機逐步惡化的壓力集聚期，世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可能步入一個相對較長時間的低增長格局，根據筆者的估算，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將保持在6.5%-8.5%之間。

“4萬億”投資不僅是緩解危機的救命錢，而且打破束縛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以及導致經濟失衡的結構性因素，改變阻滯經濟效率的制度問題，也應該是“4萬億”重拳出擊，推進制度化改革的主要內容。當前經濟下行導致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歷史經驗警戒我們，“對沖”經濟周期的擴張性政策，如果不能科學估計負面效應，將會為未來埋下隱患。從中長期看，保增長，還要促轉型，必須將反周期的政策和結構性調整結合起來，將內部失衡與外部失衡問題的解決統一起來，徹底走出“一方面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更大問題”的發展誤區。

“4萬億”的關鍵是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重在破解中國經濟五大長期結構性頑疾。

一、長期要素投入失衡與投資驅動型增長。投資使中國經濟增長最為直接的驅動方式。投資何以成為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引擎？這與我國長期投資率高，資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的注入有很大關系。我們來考察增量資本產出率這一代表資本邊際效率的指標。增量資本產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投資增加量／生產總值增加量之比）表明，當ICOR 提高時,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資本增量增大, 也就意味著投資的效率下降。同時,由于ICOR 提高時, 將造成資本平均產出率Y/ K的下降,資本的總體效率也將會下降。計算我國實際的增量資本產出比，通過價格折算調整后（使用按1978年不變價格的國內生產總值來得到每年的增量GDP的數據，對于固定資產投資，也將其換算成以1978年價格表示的投資額），我們得出了中國1978-2007年30年的實際ICOR（見表1）。

表1 我國實際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1978-2007）

注：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GDP增量和ICOR由計算的得到。

結果表明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在改革開放之后邊際資本產出比率均值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之后，在近三年又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表明資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資效率成下降態勢（如表1）。由于投資的宏觀收益下降,實現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投資比率，需要大量資本,通過資本深化和資本積累,實現經濟高增長，這是中國投資持續處于高位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就要素投入結構而言，從1978年到2007年，在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投入貢獻為69.5%，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僅為32.8%，而且近幾年還呈現下降的趨勢。一般來講，經濟結構的轉型包括三個層次：需求結構轉型、產業結構轉型和投入要素結構轉型，而這些也恰恰是決定經濟周期的內在驅動力。全球經濟危機使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難以為續，以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等為特征的 “熊彼特增長”模式，是今后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4萬億更多的使促使經濟內生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