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整個改革指導思想的調整和新的發展理念，2006年，中國醫療改革的方向也旗幟鮮明地轉舵。

2006年，中國醫改最大的亮點是，經過多年的爭論之后，黨和國家的最高層吸收各方的智慧，為醫改的方向定下“政府主導”的基調，這集中體現在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胡錦濤在政治局第35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這是中國醫改的重要的轉折點，將深刻地影響中國醫療衛生發展的進程。

醫改在2006年轉向，絕非偶然。

首先，2006年醫改方向的重大轉折，是中國改革指導思想的轉變和“和諧社會”理念的直接結果。2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使我們黨和政府的執政理念更加成熟。從2002年的“十六大”開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把中國目前所處的歷史階段——即人均GDP從1000美元增長到3000美元的階段——定位為“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而在導致“矛盾凸顯”的各個方面中，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社會保障體系薄弱，公共產品提供不足是最重要的矛盾之一。醫療衛生負擔過重，居民的抱怨最大，又是這所有“矛盾”的重中之重。因此，抓緊改善醫療服務體系，是應對“矛盾凸顯期”的最好突破口。胡錦濤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講話指出：“(建設和諧社會要)突出重點，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找準群眾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一個一個加以解決”。

其次，2006年醫改方向的重大轉折，也是應對20多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的一個突破口。醫療衛生事業關系的是人民的健康，當前醫療領域存在的問題，絕非單純醫院或者衛生系統一個部門的責任，實際上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多方面積累的社會矛盾在醫院的反映：片面追求GDP的發展觀導致的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職業病泛濫、傳染病卷土重來，市場監管不力造成的食品衛生問題泛濫，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的醫療服務不公平，轉型期的社會問題帶來的人群生存壓力過大、透支健康，等等，這些都在客觀上加重了醫療領域問題的嚴重性。既然醫療衛生成為諸多矛盾的集中點，那么，下定決心破除醫療體制的“疑難雜癥”，也就能在相當程度上緩解這一系列的社會矛盾。“以人為本”是本屆政府提出的深入人心的口號，而“政府以人為本，人以健康為本”，所以，醫改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最好切入點。

第三，醫改之所以在2006年轉折，還因為到這一年為止，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都已經充分得到了暴露。經過20多年市場導向的改革，在醫療事業總量迅速發展的同時，看病難和看病貴的結構性矛盾不斷突出，市場化導向改革的優勢已經充分顯現，缺陷也充分暴露。可以說，凡是教科書上總結過、其他國家經歷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所有缺陷，在中國的衛生領域都表現出來了。正因為如此，對于強化政府責任的必要性的認識，才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清晰和堅定。

第四，醫改之所以在2006年發生轉折，也取決于中國已經具備足夠的財力。2006年中國財政收入接近40000億元，比上一年增長8000億元，這個增長的數字已經超過上世紀80年代一年的財政收入總額。根據估算，即使按照“英國模式”建立全民基本醫療服務體系，每年的政府支出也不到3000億元，占財政收入的7%。如果說，在20年前百廢待舉的形勢下，我們沒有理由苛求政府全面承擔起醫療衛生的責任，那么現在提出“強化政府責任”已經是水到渠成。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也許，今天到了說“再窮不能窮醫療，再苦不能苦病人”的時候了。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是讓廣大人民群眾分享改革成果的最佳方式。

從歷史上看，許多國家都把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障體系作為國家戰略，作為提高政府威信、維護社會穩定和諧、顯示社會制度優越性的重要手段。現在，本屆政府選擇這一時機推動醫改的轉折，占天時、地利、人和。

歷史是在螺旋上升中發展的。20多年前，中國政府由于財力有限、整個國家缺醫少藥，而漸漸地把醫療的責任推向個人和市場。20年來，市場的力量促進了醫療事業的極大發展和醫療資源的極大豐富，整體上缺醫少藥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從這個角度上說，市場化功不可沒，市場化帶來的優質醫療資源的擴張，為今后進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為了應對市場缺陷帶來的問題，新醫改的方向鎖定“強化政府責任”，這不是倒退，而是螺旋式地前進。我們不必擔心再回到計劃經濟時期效率低下的僵化和短缺體制，歷史已經前進了一個周期，中國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擁有更加成熟的執政理念和能力、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今非昔比的醫療資源、更加現代化的管理手段，我們一定能建立一個效率和公平兼顧的、可持續的、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體系。(李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