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６日電 “２１次降價，數百億元金額，為何還是難覓低價藥？要從根本上遏制‘看病貴’，堅決剎住藥品‘降價死’、舊藥換‘馬甲’現象。否則，今天的降價，就是明天新一輪的漲價。”全國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陸科技集團董事長王晶如是說。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醫療服務群眾不滿意問題，引起了與會代表委員對藥品“降價死”現象的熱議。

降價藥換上新“馬甲”

據發展改革委的數據，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６年，國家對藥品的降價次數已有１９次，涉及金額近４００億元，加上今年的２次降價，降價次數達到２１次。但人們市場上很難找到“降價藥”的蹤影。

王晶拿著一疊材料告訴記者：“網上有一則新聞，講的是浙江杭州市天天好大藥房的事。說政府明令降價，或者價錢便宜、療效明顯的藥品，７０％早已無人生產。這家在杭州較有影響的平價藥房開業３年來共采購藥品２萬多種，目前只剩下９０００多種在正常經營，其中有３０００多種藥因降價而不見蹤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藥都進不到貨。”

“這些降價藥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降價藥經過改頭換面，重新流入了市場。這些換了‘馬甲’的所謂新藥，只是改個劑型、換個包裝、變個規格，或者改變一下給藥途徑，價格卻憑空翻了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王晶說。

藥品“降價死”三大病因

藥價為何“一降就死”？為何換個“馬甲”就能起死回生？代表委員們認為關鍵原因有三個。

一是流通環節多，流通成本高。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立醫院院長許戈良說：“據我了解，我國的藥品流通環節有６個至９個，而國外一般是２個至３個。藥品從出廠到患者手中，往往加價２００％－５００％。賣藥的人比吃藥的人多，患者挨宰，藥廠獲利有限，大部分利益被流通商攫取。”以奈替米星為例，０.１g×２ml的劑型，醫藥公司底價４元，醫院進價１９．４元，醫院零售價就達到了２４．５元。降價藥利潤空間小，各環節無利可圖，經銷商自然不愿意經營。

二是以藥養醫的制度沉疴。全國人大代表、新鄉醫學院教授和瑞芝說：“目前大醫院藥品收入平均約占醫院總收入的５０％至６０％，一些基層醫療機構的這一數字已高達８０％至８５％。在利益驅動下，高價藥和‘大處方’成為醫院和醫生的必然選擇，而那些利潤少的降價藥，自然被打入‘冷宮’，最后從市場上消失。”

三是新藥審批流于形式。王晶代表說，２００４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了１．９萬種新藥報批，而同期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的新藥報批數量僅１４８種。最近幾年，市場上出現許多藥品報批公司或機構，他們聘請有關官員和專家為顧問，按月或按項目發放“薪金”。通過這些公司或機構申請一個新藥批文，如同變魔術一樣將至少５年的正常速度縮短到一個星期至幾個月。

值得期待的基本藥物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肖建章認為，依靠行政降價解決“看病貴”已進入死胡同。他說，衛生部也承認，國家強令的藥品降價措施，已經無法達到降低老百姓購買藥品費用的作用，降價措施只是讓一些低廉而有效的藥品從市場上消失，并沒有達到讓老百姓用上低價藥的目的。

代表和委員們對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持樂觀態度。據了解，這個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對列入目錄的藥品實行政府組織的定點生產、統一價格、統一配送。２００６年８月，國家藥監局公布了《第一批定點生產的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目錄》。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７日，國家藥監局披露，我國已確定內地第一批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定點生產企業和藥品品種，１０家大型制藥企業被指定生產３２種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

肖建章說，基本藥物制度既要體現社會義務，又要遵循市場規律。如何讓基本藥物的生產和銷售既能滿足生產者有利可圖，又能讓患者從中受益，是基本藥物制度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記者 令偉家、王宇、徐松)